晋商精神的火炬手

汾酒引力波之二十一

晋商的话题常谈常新，已然中国商业史的一个符号。

经济史学界认为：“晋商气魄上堪比横扫欧洲的意大利商人，格局上超越犹太商人”。

梁启超说：“鄙人在海外十余年，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，常无辞以对，独山西商业，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。”

国家领导人曾说：“晋商是华商精神的精髓”。……

作为历史上“三大商帮之首”（晋商、粤商、徽商）的晋商，迄今为止，在文化遗产上，留下了全国最多的研究论文、书籍刊物、影视作品、山西会馆，以及最多最高的历史荣誉。

这是不可思议的，也是令人震惊的。

所以，才有了文化学者余秋雨“反思自己对历史的无知”，写下了著名的《抱愧山西》。

晋商到底给中国带了什么？这个话题太大。

我们不妨从一个誉为“活着的晋商”和“晋商精神火炬手”的民族传统产业——酒的侧面入手，窥探晋商的脉络、品格、影响。

晋商群体，先秦已有。明清以来，晋商树立了三座丰碑——驼帮、船帮、票帮。清朝有“八大皇商”之称，“家世货殖，资累巨万，富可敌国”。

晋商从事的行业铁、布、粮、煤、茶、酒、盐、皮货、烟草、纸张、海味、日用杂货等应有尽有，在账局、票号上更是独占鳌头。

酒商，是晋商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也是最传统的一个商帮。先秦萌芽，唐朝兴盛。初期以晋中的汾阳（汾州）商人居多，亦称“汾商”。唐时活跃于“并汾古道”及三都之间，至明清正式波及全国及世界。

一直以来，以晋酒（汾型酒）为营生的晋商，流传着“一村一树、三种模式、四条线路”的故事。

一村，指晋中的汾阳杏花村。

这里是晋酒的发源地和核心产区，也是“汾酒引力波”的波源，誉为“中国酒都”和“诗酒天下第一村”。晋商都以这里的清香汾酒为最正宗的晋酒。常常把唐诗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挂在嘴边，以示历史长，名气大，不断口碑传播。

一树，是指晋南的洪洞大槐树。

这个地方距汾阳杏花村并不远，仅仅百多公里，因大移民而闻名全国。明初，数十万家山西人，多次被召集至洪洞县大槐树下，官令迁徙，远至千里，车辚马啸，哭声干云。杏花村汾酒行会的有识之士，会聚汾河上下136家酒坊，合资铸巨鼎于槐下，各家以上品汾酒入鼎，称“家家酒”，让迁徙者饮下，以志子孙不忘故土，晋人之根，汾酒一脉，永记乡愁。

三种模式，指晋酒外销、异地建坊、技术输出。

第一种模式是山西所产的汾酒和汾型酒外销全国各地及海外，销路较远较广，涉及20余省、市、地区。直呼“白酒”、“烧酒”、“白干酒”、“老烧酒”等。

第二种模式是以投资带动人才（山西籍酿酒能手）和技术全面输出的方式，由晋商在全国各地投资，设坊酿酒，产供销一体化。涉及20余省、市、地区。

第三种模式是输出人才技术，由各省本地人投资，聘请山西籍大师傅和技工，掌控酿酒工艺和操作过程。不少直接聘请汾阳杏花村的技工，全国出现了以各地冠名的“汉汾、湘汾、豫汾、红星汾、玉泉汾”等等。涉及全国30余省、市、地区。

史料记载：清初仅“直隶”一省就有几百家烧酒作坊，多为山西商人开办，那时有一句民谣：“会做山西酒，腰无半文天下走”。北京城曾流行一句话：“京师大贾数晋人”。

四条线路，指北三线、运河线、汉水线、海上线。

明清以来，晋商在全国雄起，乃至走向世界，基本上按四条线路渗透发展起来。

“北三线”是汾酒通往北方的陆路，具体为通往山西正北的内外蒙古和中国边境，通往东北的关东地区，通往西北的陕、甘、宁、青、新疆、欧亚三个方向。正北线和西北线让汾酒流通到了俄罗斯、蒙古、中亚、欧洲，沿汉唐先辈开辟的陆上“丝绸之路”足迹发展；东北线则把汾酒及其技艺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。

“运河线”是汾酒以京杭大运河为纵贯南北的东部主干线，并连通江、淮流域众多河道的水路，包括北京、豫东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等省，这条线路再向南延伸，便是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。

“汉水线”是汾酒以汉水为纵贯南北的中部主干线，连通江、汉流域众多河道的水路，包括豫西、湖北、湖南等省。这条线路向西延伸，便是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。

“海上线”是汾酒在民国期间天津港到广州、香港、澳门的一条海上通道。据《天津通志》《天津志略》记载：清末民初，中国大陆和香港最大酒商——永利威酒庄，在天津发生了持续30多年的南北商战和出口大战。

永利威卖的汾酒、竹叶青、玫瑰汾等，就是与天津法租界25号的汾酒商签订合作协议，然后从天津港装船运到香港的，再中转至欧州、美国檀香山旧金山、加拿大渥太华，以及东盟各国。此线可谓汾酒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。

可以看到，历史上流传的“一村一树、三种模式、四条线路”，让明清汾酒已经触及到每个省甚至全世界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说晋商“纵横欧亚九千里，称雄商界五百年”、“有麻雀飞的地方，就有晋商。有晋商的地方，就有汾酒”并不为过。

其实，汾酒能在明清500年间征服全中国乃至世界，各省以“汾”为荣，除了千年传承的清香型的酒品技艺外，还应该归功于晋人人品——即晋商的品格精神。

或许，中华文明发祥于山西之缘故，上古圣贤的品格精神对这片土地的民风影响深刻而久远。“晋人勤俭、吃苦、耐劳、礼让、诚信、德行、儒雅的民风，是晋商兴起的精神条件”——历史上的这种评价几乎成了一种公论。

晚清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说：“中国商贾一向称道山陕商人，其智术不能望江浙，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，而世守商贾之业，唯心朴而实也”。这说明，晋商能做成大生意，是靠心灵上的质朴和实在赢人，不过于把精力用在心术和算计上。

“山西商人，从无坑骗”——则是清朝时期人们对晋商的普遍评价。

因此，当代学者余秋雨才说：“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，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‘义利之辩’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。”

晋商是中国第一个纵横全国、走向世界的商帮，崇尚“诚信为本，管鲍遗风”，首创“东伙制”即股份制，骨子里具有三种精神：进取精神、敬业精神、群体精神。

这种精神和品格，被汾酒很好的继承了下来，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写照。

“只有理解了山西几千年来的辉煌、动荡与沉沦，方能穿越浮华，积淀动力，抵达文明复兴的深处和高处！”——这是人们对晋商的最为深刻的评价。

今天，走向复兴的汾酒，以6000年国酒之源、清香之祖、文化之根的历史，见证了晋商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古到今的辉煌历程。

以汾酒之资质，不愧是晋商精神新时代的火炬手和传承人！

（来源：智度名酒评论）